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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受伤”莫选择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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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受伤”莫选择沉默

  作者/王晓芹 张兆利

  尊敬、孝顺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法律也将赡养老人作为公民的强制性义务规定下来。但在现实生活中,子女不履行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义务,子女或者其他亲属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生活,肆意侵害老年人的居住权,虐待甚至残害老人等现象时有发生。然而,当自身的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害时,不少老年人对此却持“无可奈何、默默忍受”的态度,很少有人想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究其原因,近90%的老年人存在以下几种误区:

  法律意识差,不知告。许多老年人尤其是偏僻山村的老年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还有人根本不知道我国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一些与自身合法权益密切相关的具体法律条文更是所知甚少,当遇到子女不赡养和虐待时,认为这是自己的家务事,与法律无关,以至有苦无处诉,有法不知依。

  “家丑不可外扬”思想作祟,不愿告。在城乡接合部,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现象主要是子女侵害老人的住房权和财产权、干涉老人婚姻自由与父母交流沟通少、不尽精神赡养义务等方面;在偏远农村,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现象则主要集中在就医治病、基本物质生活保障、父母再婚等方面。发生这类纠纷后,不少老人也知道可以到司法部门状告子女,但受“家丑不可外扬”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认为“打官司丢脸”,会让人家笑话。

  对暴力拒养心有余悸,不敢告。现实生活中,老年人遭受子女暴力拒养时,他们却有冤不敢诉,甚至有些案件在法院立案、调查甚至开庭后,被赡养人却申请撤诉,原因就是受到了赡养人的威胁。老人们担心,万一官司败诉,后果会更糟,即使打赢了,也“得罪”了子女,以后的日子会雪上加霜。

  起诉方式不当,不会告。在赡养纠纷中,有时老人只起诉一两个子女而非全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赡养纠纷往往是因为一两个子女不尽赡养义务而引起,导致其他人也仿效。有时被赡养人只状告儿子,并不把女儿列入起诉对象,认为女儿出嫁后已不再承担赡养义务,这一点在农村尤其突出。

  起诉时“重物质、轻精神”现象较为突出。绝大部分被赡养人的诉讼请求集中在要求赡养人供给粮、油、衣物等生活资料方面,因为老年人都清楚,精神赡养说起来容易,实际执行起来却难以操作。

  由此,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加强老龄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力度。近年来,专门面向老年人举办的普法教育活动相对较少。对此,各级老龄、普法、司法等相关部门应针对老年人的特点,通过开展义务咨询、就案讲法、送法进家、文艺演出、发放“明白纸”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向全体公民特别是老年群体普及、灌输法律常识,使老年人知法、懂法、用法,能够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正确确定赡养纠纷的被告。赡养人的赡养义务是否要求均等,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因此,老人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对赡养人已尽赡养义务并保证以后继续履行义务的,可不将其作为被告;已出嫁的女儿可以作为被告共同参与诉讼;对有虐待、谩骂等行为的赡养人,可申请法庭对其进行教育。同时,审判机关还可根据《民法通则》中有关制裁民事违法行为的规定,责令赡养人悔过,当庭向被赡养人道歉,促使其以诚恳的态度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顾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大力推广公证赡养协议。近年来,不少乡镇政府街道和社区组织开展子女与父母签订家庭赡养协议书活动,用协议的形式依法确定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协议内容涉及与老年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住房、钱物、医疗、精神赡养、再婚、遗产分割、丧葬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应推广开来。与此同时,可视情况申请公证机构对协议内容、签订程序进行审查把关,并出具赡养协议公证书。这样对双方特别是子女具有更强的法律约束力。

  建立老年人法律救助体系,完善代位赡养制度。对涉老纠纷案件,各级司法机关和法律援助组织应当指派律师为老年人主动提供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对病、残、弱者,应当减、缓、免收诉讼费和代理费,切实保障老年群体的诉讼权利。另外,对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以老养老”(即赡养人与被赡养人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现象,笔者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赡养人的年龄界限,即规定赡养人到达一定的年龄时,可以免除物质赡养义务,而追加孙子女、外孙子女为代位赡养人,代替其父母履行赡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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