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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一种伦理,更是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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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一种伦理,更是一种能力
  
  一个本来是“不善于感恩”的问题,甚至是“以不同方式感恩”的问题被简单化为“不感恩”的问题;或者说,一个文化差异问题被简化为一个道德修养问题,一个能力问题被简化为一个人格问题。“襄樊事件”的罗生门因此而起
  
  最近,在湖北襄樊,几位企业家因为所资助的大学生受助之后“不感恩”,愤而停止资助。“襄樊事件”曝光之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进行道德裁判。指责大学生冷漠者有之,指责企业家苛刻者亦有之,议论雀起,莫衷一是。作为一名社会学者,我无意加入道德裁判的阵营,而更愿意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一点看法。
  
  在讨论之前,我想先讲自己的一点见闻。最近我到英国去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会议代表从驻地到会场每天有大客车接送。我注意到,每次下车时,乘客们都会对司机说声“谢谢”,而司机也会不厌其烦地回答每人一句“不客气”。一天,司机不是将车径直开到会场所在大楼的门口,而是在即将到达目的地时,把车倒至楼下,这样车门就正好对着楼门,乘客无需绕过汽车就可方便地进入楼内。车刚一停稳,车内顿时响起一片掌声,下车时大家兴高采烈地向司机致谢,司机也非常高兴地答谢。这个热烈而温馨的场面让我非常感动:司机是如此细心地为他人着想,会议代表们又是如此“知恩图报”。
  
  显然,与“襄樊事件”中不和谐的尴尬相比,这种投桃报李的和谐场面让人心情舒畅许多。那么,是谁造成了襄樊事件中的尴尬?是那些企业家错了吗?热心捐助他人得到的却是一片冷漠,换成谁都会感到寒心。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指责那几位大学生的冷漠无情、知恩不报,说明企业家的情感诉求也是大多数人心中的道德要求。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指责那些企业家责人太严。“大恩不言谢”,为什么一定要受助人表示感谢?你知道那些穷苦的学生自尊心是多么强烈,又是多么脆弱吗?并且,感谢一定要在指定的地点、指定的时间甚至以指定的方式表达吗?为什么一定要向受助人“感恩”?将来回馈社会不也挺好吗?
  
  听起来双方都很有道理。但是,如果谁都没有错,一件本来的大好事怎么会闹得如此尴尬?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件事。
  
  在所谓的“襄樊事件”中,弄清当事双方的对错似乎并不容易,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关爱,而只有恩恩相报,爱才能形成一个永久持续传递的链条。但是现在,由于少数大学生的“不感恩”,恩恩相报的链条断了,爱再也不能传递了。不仅如此,此事所提供的“前车之鉴”,可能会让一些爱心人士因寒心而却步,对社会友爱的氛围和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潜在的损害。正因为如此,此事件才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那些大学生才遭到舆论的大声谴责。
  
  这样一种舆论倾向所体现出的对友爱的珍惜和呼唤,让人非常欣喜。只要还有人呼唤,爱就不会沉没。但是,我不得不说,这种舆论倾向对事件因果逻辑的判断有失片面:它简单地认为,爱只是一种伦理,一种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法则,而没有注意到,其实爱还是一种能力,且这种能力是因传统、文化、阶层等因素而存在差异的。正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个本来是“不善于感恩”的问题,甚至是“以不同方式感恩”的问题被简单化为“不感恩”的问题;或者说,一个文化差异问题被简化为一个道德修养问题,一个能力问题被简化为一个人格问题。“襄樊事件”的罗生门因此而起。
  
  爱(在“襄樊事件”中具体表现为捐助和感恩)作为一种情感和行为,并非不虑而知的“良知”,亦非不学而能的“良能”,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习得和养成的。生活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对于什么是爱的理解是不同的,即使对什么是爱有相同的理解,表达的方式和能力也是有差异的。比如,同样是爱孩子,一些父母是溺爱、纵容,一些父母是管束、限制,还有一些父母则爱得有些“残酷”——创造艰难环境让孩子学会自立。
  
  关于爱的文化差异在“襄樊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那些被指为“知恩不报”的学生,其实在家里是好孩子,在学校里也是好学生。他们岂止是对捐助他们的企业家未曾用言语表达感谢,即使是对生养他们多年的父母恐怕也未必用言语表达过感谢。因为语言从来就不是他们表达爱的首要“技术”手段,他们已经习惯于默默地承受,包括苦难和爱。他们普遍认为,拿出实际成绩才是最真诚的报答,语言是苍白的,甚至是虚伪的。还有的学生回忆说,他们其实也曾想表达感谢,却不知道怎么表达,(感恩作文 www.ganen360.cn)他们对资助者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感谢“没有主意”。结果踌躇良久,终于没有写信或打电话。这种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很好理解。毕竟企业家和贫困大学生属于差异很大的阶层,彼此之间在情感表达的需要和方式上存在着隔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由是观之,那些大学生不是“不感恩”,而是“不会感恩”,或是想以另外一种方式感恩。如果这样来理解,舆论对他们的指责就显得有些操之过急了。
  
  既如此,难道那些企业家错了?如前所述,她们也没有错。双方都没有错,那么谁错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里没有对错问题,只有误解问题。企业家和大学生都没有错,他们之间只是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误会和尴尬。爱是一道普遍的伦理法则,同时也是一种习得的社会能力。只有通过这种能力,爱的法则才能被理解和实践,人与人之间以爱为基础的社会互动才能流畅地进行。企业家和大学生其实都是践行友爱伦理的好人,只是因为爱的能力这个“技术问题”而导致互动困难,结果造成彼此间的难堪。
  
  回到我上面讲的英国见闻。可以大胆地设想,如果换成中国人,估计不会有几个人会在下车时向司机道谢,更不会有几个人用鼓掌的方式对司机表示感谢。但是,如果英国媒体因此指责中国人不近人情,我们一定会觉得很委屈。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人所理解的“人情”及其表达方式跟英国人是不同的。国与国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一国之中,因为传统、族群、地区或阶层等差异,同样会在爱的理解和表达上呈现出差异。“襄樊事件”就是这种文化差异具体而微的体现。
  
  在我们这个快速转型的社会中,社会不断分化,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也越来越明显。在爱的理解和表达上,因“技术问题”而出现尴尬并不是最严重的,而把“技术问题”简化为道德问题甚至政治问题才是最严重的——这无异于把文化差异人为地转变为文化冲突。当然,这并不是说“襄樊事件”之类的尴尬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可以听之任之。相反,如果不严肃对待,其中的文化差异确实有可能演变为文化冲突。至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公民教育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结构调整的问题。(作者冯仕政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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