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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玛丽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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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玛丽娅
  
  作者/王素芬
  
  “要是我母亲在,准是第一个跳起来的!年纪再大,留声机一响,她一手端红酒杯、一手扬起手帕就舞起来了。”76岁的银发老人尼娜(汉文名张英)无限感慨地说。
  
  尼娜,系中俄混血儿,为乌鲁木齐市八一中学退休教师,曾教授俄语课程,尼娜头发微卷,皮肤白皙,眼窝很深,眼神清亮,着裙装,肩披素雅方巾,语调轻柔徐缓,她的讲述中有种很吸引人的磁场。
  
  在北门乌鲁木齐市一中家属院里,尼娜老人和81岁的老伴贾曼硕给记者看俄罗斯族欢度复活节的录像。录像上没有她母亲的画面,在她的讲述中,记者却感受到了那位已故去20年的老母亲的风采。在尼娜心中,母亲似乎从未走远,她曾那么美丽勤劳,那么坚韧乐观。尼娜老人告诉记者,回顾母亲的一生,既传奇也平凡。
  
  一场特别的邂逅
  
  我的母亲玛丽娅,1910年生于俄国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谢列姆金斯克区,是家中的长女。我的父亲张复堂,1897年生于山东掖县(现山东莱州市)。他们的邂逅,充满了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父亲10多岁时,家乡生活艰难,他就跟着堂叔闯关东。在哈尔滨,父亲在餐厅里当伙计,也学着做饭。这样过了3年光景,俄国白匪军经常流窜到东北捣乱,时局很不稳,生计勉强维持。
  
  “慌乱中,谁也不知该去哪儿!”父亲的堂叔听一位见多识广的同乡讲,俄国那边正在闹革命,男人多数都去打仗了,光是干农活都能挣钱,工作机会多,谋生相对容易。
  
  1912年,15岁的父亲跟随堂叔和众同乡一路向北,来到了俄国谢列姆金斯克区。这里毗邻中国黑龙江,往来还算便利。
  
  接下来几年,山东同乡到俄国谋生的越来越多,经常和国内通信,知道各地缺什么。父亲发现,俄国人喜欢吃中国罐头,尤其是酸黄瓜。此外,当地人想要什么中国货,也可以托父亲代买。而俄国的奶油、皮靴、长袜子,在哈尔滨也很受欢迎。就这样,看到商机的父亲,在谢列姆金斯克区和哈尔滨市之间来回走动着。
  
  当时,俄国没有压面机,父亲带去一台,开了间小压面铺子,生意很好。过了几年,父亲还学会了俄国的熬糖技术,能制作各种口味和形状的水果糖。
  
  此时,棕发碧眼、身材婀娜的母亲,正在给当地一高姓山东华侨家当保姆,带孩子打理家务。由于母亲干活利索,很得高家赏识。恰巧,高家与另一家做职业介绍的华侨家认识,得知父亲当过厨师会做糖,是个勤劳能干的小伙子,两家人便共同撮合二人。
  
  尽管有国籍差异,父亲还是一眼相中了这个灵秀的俄罗斯姑娘,而母亲通过对华侨家和周围中国男人的观察,对眼前这个稳重憨厚的中国小伙也非常满意。
  
  “当时,她觉得中国男人不喝酒打架、不打老婆,吃苦耐劳,擅长养家。”
  
  这门婚事遭到了姥姥的强烈反对,当时有好几个俄罗斯小伙追求母亲,其中不乏长相英俊或家境殷实的。姥姥最大的反对理由是“将来丈夫一走,你就跟着回中国了,我就失去了女儿”。
  
  1930年,在母亲的坚持下,和父亲在当地教堂举行了婚礼。“这在当时很普遍,去苏联(1917年俄国改称苏俄.1922年底改称苏联)的小伙娶俄罗斯姑娘,至此也有了很多像我一样‘华父俄母’的混血孩子。”
  
  1932年,母亲与父亲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我的姐姐金娜。1933年苏联实行农庄集体化,加之灾荒,形势急剧恶化。父亲决定,与大批华工一道回国。故土难离。留在祖国,还是去未知的中国?母亲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孩子都生了,为了孩子,还是去中国吧!”当初姥姥的顾虑成了现实。母亲与姥姥告别时,姥姥狠狠抽了母亲两记耳光,一言不发,但两人都哭了,哭得很伤心。
  
  母亲晚年曾对我说,她从未怨过姥姥。因为她是家中长女,又最能干,可以说是家中支柱,下面还有几个未成年的弟妹需要照顾。加上姥姥是担忧她一去不复返,心如刀割。
  
  一段动荡的旅程
  
  就这样,母亲带着8个月的金娜跟父亲,先是西行,绕到中国西北边陲,从新疆塔城入境,先落下了脚。父亲的目标是继续向东行,回山东老家。此时,母亲却不想走了——当地有很多俄式建筑,哈萨克族多,母亲会哈萨克语,生活习俗也相近。再者,母亲心底里还是不想离故土太远。
  
  在塔城,父亲勤快又有技术,家里生活还过得去。1935年,我出生在塔城,取名“尼娜”,之后母亲又生下大弟弟。父亲做过厨师、种过烟草(用于制作莫合烟),熬糖手艺也派上用场。
  
  “我记得有酸柠檬味、奶油味、果酱心的,透亮彩色的糖果盛在一个个玻璃瓶里,非常诱人。”这些稀奇的糖果很受兰地哈萨克族青睐,销路很好,卖到了邻近的额敏、裕民等地。
  
  记忆中,父亲是个受人尊敬的“能人”。他在苏联还学习了照相,带回一台照相机。除了给母亲和我们姐弟照相外,还给邻居照。渐渐地,说起张复堂的照相馆,四邻八里几乎无人不晓,很多人找上门来让父亲拍照。
  
  1940年,姐姐金娜因病去世,母亲哭得伤心极了。不断责备自己:“不是因为金娜也不会离开祖国,但到了中国又没照顾好孩子。”
  
  194-年,天山南北土匪多起来,父亲依旧想举家迁回山东。于是,先是到了玛纳斯,与从苏联回来的三四户老乡一道,从事牲畜屠宰工作。在玛纳斯,母亲先后生下一儿一女。
  
  “这辈子我父母的感情真好。”两人用俄语对话,(感恩父母 www.ganen360.cn)时常为对应的中文单词争得面红耳赤,转过脸就和好了。父亲远在阿尔金山淘金的堂叔,曾给父亲一点金子当生意本,父亲悄悄给母亲打了^金戒指,母亲一直戴着。在玛纳斯时,经常晚饭后,父亲和其他几家把桌子搬到门口,摆成一溜子,放上音乐.母亲先跳起来,父亲在桌子上跳,邻居情绪都被感染一起舞起来。
  
  1945年,时局动荡,父亲带着全家来到迪化(现乌鲁木齐),准备尽快回口内,没成想因战乱,交通在星星峡中断了,全家暂时租住在东门外。
  
  一落脚,一家大小要吃喝,父亲赶起了“六根棍(一种载人马车)”,载客穿梭于城里城外间。母亲为分担父亲重任,也在四处找工作,先是帮着一家带孩子料理家务,1946年经介绍到刘泽荣家当管家。
  
  刘泽荣的妻子是俄罗斯人,喜欢会烤列巴(俄式面包)、做土豆汤等俄式餐、习俗语言相近的管家。女主人不会做家务,母亲除了带孩子,还教她做饭,两人关系十分融洽。此时,我们全家也搬进了刘家大院内(现天百附近),大门口写着“中国外交部”几个大字。
  
  院里的西楼,每逢有重要的公务宴会,女主人都会让母亲去帮忙布置会场、做饭或端盘子。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国共磋商在西楼举行,母亲曾见过蒋经国、张治中等著名历史人物。
  
  一生操劳的日子
  
  不久,刘泽荣一家去了北京。解放后,苏联驻新疆领事馆招人,要求会做俄式餐、打理家务,并懂俄语的人。母亲轻松应聘上,工作了一年半。
  
  1946年,一个姓刘的人得知父亲在苏联学过熬糖手艺,他出资,父亲出技术合作在南门开了家“庆新糖庄”,生意十分红火。
  
  可是,在乌鲁木齐母亲又生育了两个孩子,总共有6个孩子要吃饭。母亲为了贴补家用,便用一台跟随多年的德国缝纫机操起缝纫手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应苏联政府要求,开始遣返在疆的苏侨。很多俄罗斯母亲都回国了,甚至带着几个孩子,而母亲没有动心。她感伤地说,“那时,我的妈妈已不在了,回到故乡也不是原来的样子。”
  
  1966年,在南门新华书店附近,父亲被一辆摩托车撞倒了,他原本就有心血管毛病,几天后身体中风,健康大不如前。1974年,操劳一生的父亲走了,享年77岁。此后的17年,母亲膝下虽然子孙众多,依旧感觉孤独,可她却从未把悲伤写在脸上。
  
  尽管上了岁数,母亲还是不肯放下缝纫机,一是贴补家用,二是忙碌也会让她忘记烦心事。印象中,母亲总是围着一个工作大围裙,做最拿手的“布拉吉(俄式连衣裙)”。谁劝她,她就自豪地说:“别小看,我踩着缝纫机养活了一家人呢。”
  
  在我42岁的儿子阿尔卡捷(汉文名贾志戎,现为乌鲁木齐市东正教管委会主任)眼里,“姥姥开朗乐观,心里有再难受的事儿也不说。她要么在踩缝纫机,要么在钩‘克鲁热瓦(俄式钩花窗帘)’。姥姥做的格瓦斯特别好喝,瓶塞一开总冲破纸糊顶棚。现在,市面上找不到姥姥做的那种味道了。”
  
  晚年,母亲住在南梁多斯鲁克路一处小院,不再当裁缝,照看起孙辈们。母亲也曾想回故乡看看,但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又怕太激动会受不了。
  
  平日里,会俄语、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的母亲,与周围各民族邻里关系非常融洽。乌鲁木齐的俄罗斯族老人,都喜欢找母亲来聊天谈心,有人甚至走两个小时路,从明园来找母亲。遇到诉苦的,母亲总是安慰“你瞧我这一辈子,啥事儿都能过去”。最后,茶喝了,列巴吃了,暖心话也听了,老太太们一个个笑眯眯地回家了。母亲的小院被大家亲切地称作“俄罗斯俱乐部”。
  
  上世纪80年代,母亲还当选过乌鲁木齐市政协委员,上过全国的报纸。那时政策松,曾有海外亲戚询问母亲,是否想办理澳洲和南美移民,母亲坚决拒绝了,“新疆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母亲病重时,说要走遍6个子女家,每家住上一两周。她半开玩笑地说:“这回亲自视察,看看各家过得怎么样,我走以后就安心了。”1991年,母亲玛丽娅去了天国,享年81岁。离开故乡半个多世纪,她再也没能见到她的母亲,内心无限伤感,却也在第二故乡收获了幸福。母亲走后,我眼前总是浮现出她系着大围裙,伏在缝纫机前将线轮踩得飞转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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