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女大学生村官群体的探索和成长

原创 感恩人生  2011-01-08 20:35:03  阅读 158 次

80后女大学生村官群体的探索和成长
—— 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个村庄的未来
2000年前后,一批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应届或往届大学毕业生,开始到农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助理或其他村“两委”职务。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形式多样的相应举措,尝试逐步打开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回流”到农村的正式渠道,为后来的大学生村官事业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2007年,江苏率先实施全省统一招聘大学生村官,当时苏北登记在册的经济薄弱村1011个,由省里选派的1011个大学生到村任职,被称为“1011工程”。也因此,我们将视线首先转向了江苏。
2008年,中央决定在全国推广江苏经验,也就是实行省一级的统一招聘。胡锦涛总书记亲自批示:此举具有战略意义。
2008年,中央组织部会同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的座谈会,部署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
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2009年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稳步推进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完善长效机制和政策措施。“一村一名大学生”的宏伟计划,将大学生村官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向大江南北。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有多少村庄,就需要多少大学生村官,即使那些最偏僻、最贫困、最无助的村庄。
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基层工作以后,充分利用自己的所学和特长,积极为建设农村、服务农民、发展农业做出贡献,同时,自身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
政府高度重视大学生村官配套的保障政策,2007年,针对大学生村官的待遇制定了7项政策:明确大学生村官使用专项全额拨款事业编制;享受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资待遇,直接转正定级,薪级工资高定一级;从起薪之月起,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参加当地的各项社会保险,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统一缴纳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对符合条件的大学生村官给予助学贷款财政代偿等。
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从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中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的通知》规定,省市区考录公务员,要安排专门职位面向大学生村官、“三支_扶”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同时规定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报考公务员,既可以报考定向考录的职位,也可以报考其他职位。
另—种人生选择
《高考1977》的导演说:往事毕竟过去了,我们的孩子再也不会,我们的民族再也不会流泪了了。
曾经改变命运的高考却不能带来所有人命运的改变。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一个高楼的窗口,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这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时代,假如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可以在大都市里“漂”着。
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全国性推广’有助于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有助于对今后大学生去向的引导,但是由此得出大学生村官政策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的结论,就低估了它的宽广内涵与长远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一个全新的教育理念,叫“Learning to be”(学会生存)。一位学者说,我们传统的教育模式让学生只“学会应试”。
我们的孩子需要提高创造力、想象力、动手能力等等。而大学生村官政策,给他们创造了-一个独立成长的空间。曾经幼稚,却可以在乡村被打磨,懂得了社会的现实,体验到了个性的完善。责任、合作、承担、沟通……她们当村官的伟大实践,打破了高校只培养城市精英的格局,也给了她们在城市感受不到的人生磨炼。
何楠楠
放弃读研经过理性思考
何楠楠1987年出生,毕业于苏州大学,:任徐州市铜山县单集镇阎庄村党支部副书记,获“徐州市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创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何楠楠在班里的49人中年龄最小,但对集体活动特别热心,虽然有时害羞,却不怕出头露面,她一直担任副班长。大四时,何楠楠报考了母校的研究生,专业是体育社会学系的法学专业。在等待考研成绩的日子里,网上公布了招聘村官的信息。
老师对何楠楠说:“蛮适合你的,你虽然年龄小,但组织能力强,可以考考看,就当是去证明自己。”何楠楠就报着试试看的心理进了考场。
这时,考研成绩出来了,何楠楠过了分数线。几乎同时,何楠楠也接到家乡教育局的消息,要她回去签约,凡是签约的都有编制,教师待遇参照公务员。何楠楠正拿不定主意,学院老师告诉她村官的面试也通过她有些不知所措,没有选择痛苦,太多选择也痛苦。
何楠楠最终选择到徐州市铜山县单集镇阎庄村任党支部副书记。学校很支持何楠楠去当村官,决定为她保留一年研究生的学籍。
阎庄村的党支部书记周平是一位中年女性,周平原先在镇计生办上班,丈夫在县城开公司,日子不用愁。阎庄村基础差,连换了六任村支部书记,也没有改变,组织上选中了周平。当时村里欠外面的账,把村部都抵押出去了’周平用自己的钱把它赎回来的。
周平告诉何楠楠到村里工作别怕,要泼辣、大胆。有一次,周平看到村里道路两边堆着柴草,乱糟糟的,就带着几个人打扫。何楠楠正好去给她送材料,就卷起袖子跟着干起来。村民说,这个小村官也跟俺们一起干啦。周平告诉何楠楠:“你这样跟老百姓的距离—下子就贴近了,做农村的支部书记,就是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的。”
何楠楠先是跟着周平,后来自己到村民家,拿着远程教育材料,说村里的产业结构调整。
一年以后学校给何楠楠发函,要她做出选择:是回校读研,还是继续当村官?何楠楠虽然有些不舍,还是放弃了读研。
《中国女性》:你当初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何楠楠:当时我思想斗争得非常激烈。我征求爸妈的意见,妈妈希望我考研,爸爸说考研不还是要工作吗,希望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最后他们还是让我自己拿主意,尊重我的选择。
我也去找了念大一时的班级辅导员。辅导员问我“你怕不怕吃苦?”我说,运动员出身的没有几个怕吃苦的。
我中学时是学校排球队的,曾代表江苏参加全国比赛,拿过团体第五名,等于性格形成的青春期是在运动队里度过的。
我告诉辅导员,虽然我也是独生子女,打小就被父母娇惯,但进了运动队就不一样了,冬天下大雪,照样穿短裤短褂在外面跑;拦网时不小心碰着了抹点药继续练,所以说我不怕苦。听了我的的话,辅导员建议我试试当村官。
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学校很支持我去当村官,为我保留了研究生的学籍。
《中国女性》:你的同学对你的选择感到意外吗?
何楠楠:当初我面临选择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知足吧,我们毕业后工作还没着落呢。当我选择告别城市的时候,有同学问我,当村官耗在农村,有意思吗?我说当然有意思,在农村的经历,在大学是学不到的。还有同学问我,假如你三年后不做村官了´打算干什么,不是白忙活了吗。我说,无论做什么职业,这三年对我来说都是人生的财富。
《中国女性》:刚到农村,你会有一些茫然吗?对你当初的选择会有一些动摇吗?
何楠楠:农村对我来说挺新鲜的,有些事我完全不懂。我报到的第一天,周书记召集村里党员开支部扩大会,三十多人挤满村部会议室,大都四五十岁,还有七八十岁的。这和我在学校面对我的同学,我实习时面对我的学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面对的都是我的父辈祖辈。
他们讨论建大棚的事,粮食植补的事,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只知道村里有新的工作了o等散了会问周书记什么叫“粮食植补”,才知道这是国家扶助农业的—项政策。
从城市到农村会有一些困惑,但我想这是正常的,偶尔也会有一些动摇,周书记—直鼓励我,包括她自身的选择对我也有很深远的影响。
《中国女性》:在后来的工作中,<感恩在线 www.ganen360.cn>你会怎么看你当初的选择?
伺楠楠:我还记得周书记第一次带我看望村里贫困户的情景,当时我们村有七十多个贫困户,那天下着雨,路不好走,磕磕绊绊的。我看到土砌成的墙,上面盖着茅草,屋顶几片瓦。在一户人家,有人告诉两位老人,我是到村里任职的大学生。老人没有孩子,又病又穷。他们颤抖着伸出手拉住我说:“你是上面领导派来的人啊,政府还想到我们。”我看到他们家的锅灶还用老式的风箱呢,我不是那种很感性的人,但我流泪了。
后来我买了些水果去那家,他们拿出一个塑料杯子,上面沾着土,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简单地冲了—.下,就热情地给我倒开水。杯子没涮干净,水也是混浊的,那时我端起杯子喝了’他们特别高兴;如果我不喝,他们就会觉得见外了。那天,我把第一个月工资的大部分,一千块钱都给了他们。
回去的时候,我一个人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想,之前知道经济薄弱村穷,没想到这么穷。我觉得农村需要我们,我感到了肩上的责任,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中国女性》:是什么让你再—次做出放弃读研的决定?
何楠楠:读研确实很诱人,可是不当村官也可惜。我觉得在农村工作蛮锻炼人的。考研也好,工作也好都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的价值,这一点我在当村官的过程中也可以做得到。
城市与农村的连接点
贫苦、落后、无奈,让中国的一些村庄压抑得太久了。打工妹把目光从祖辈坚守的土地上移开,她们的“集体意识”是把城市作为奋斗的目标。她们生活在了一个尊重个人意愿的年代。
繁华和喧嚣,快捷而现代,城市播洒了太多成功的欲望。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会选择留在城市。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人才聚集的高地,一个财富增长的摇篮。
农村“空”了,城市却很“满”。
有一些人,因为一种理想,一种召唤与城市告别,她们选择的是另外的成长道路。她们当村官的经历,是这一代人在农村的青春奋斗。
在大学生村官的身后是日新月异的城市。她们把城市文明的理念带进乡村,又把来自乡村的信息反馈给城里的千家万户,城市和乡村频繁互动。
大学生村官正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拉近城市与农村的距离。网络时代,她们成为了城市与农村的一个连接点。
徐燕华1983年出生,盐城师范学院音乐专业毕业。2007年任连云港市东海县李埝乡五联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埝乡大学生村官临时党支部书记,2009年任李埝乡驻地村李埝村党支部书记。以最高票数当选连云港市“十佳大学生村官。”
徐燕华任职的连云港市五联村距她居住的李埝乡18里路,去时多上坡,骑自行车要一个多小时,她实在骑不动了,就站在路边看风景。望不到边的田野闪着新绿,小河倒映着树影,透着近乎原始的乡村之美。
偶尔路过的村民看到她便开始议论:分在五联的大学生村官下村,骑车到半路骑不动了´站在那里哭呢,可能呆不了多长时间。徐燕华心里很委屈。
徐燕华走进五联村,看到了“近乎原始”的贫困,幽静背后的萧条。全村2560口人,580多户,在丘陵地带种植旱作物,年复一年只能靠天吃饭,零星的养殖户规模也不大,村集体经济水平落后,低收入家庭几乎占到了一半,村民也习惯了这种贫穷而休闲的生活方式。村里人对副书记徐燕华客客气气,听她讲外面的世界,讲扶贫的政策,讲过了并没有太多的反响。一个学音乐的村官,到穷村能有什么能耐,有她不多,没她不少,没有谁把她放在眼里。
徐燕华暗自较着一股劲儿,她骑着自行车去看每个村的情况,五联村最穷,原因在于靠近马陵山脉,土层特别薄,单纯靠农业增收非常困难。
自打当了村官,徐燕华开始看《聚焦三农》节目。她看到有一个养野猪的纪录片,上网查询到推介“山东特色养殖”的网页,也找到了养殖户刘胜利。她和村干部赶往山东德州,到刘胜利老家考察。很快,五联村第一批引进11头野猪。前期成本比较高,可是,野猪喂养成本低,只吃山芋和花生秧,不像家猪喂饲料。当猪肉10块钱—斤的时候,野猪肉能卖到15块钱—斤。中秋节快到了,养殖户只是随便跟人家提起,就有县城一家饭店上门预订了。当地还没有野猪养殖,很稀奇,一头野猪卖了5000多块钱,可以赚2000多块。
徐燕华用村民看到的事实,说明了市场信息的重要。一些村民嘱咐她:以后还有什么好的致富信息,可要及时和我们说啊。
毕竟有很多村民没有养殖的本钱,如何改变低产出的传统种植形态。徐燕华想找到有市场前景,值得大面积推广的品种。她了解到,连云港康缘药业需要9000亩金银花药材种植基地。她上网查到资料:金银花系多年生小灌木,耐旱涝,耐贫瘠,山坡荒滩都能栽植。中国对金银花开发利用的需求量年年增加,而且当年栽植就可见效。李埝乡地处丘陵地带,有大量的山坡林地,土壤非常适宜金银花的种植。
徐燕华还想到,金银花需要规模化,不只是五联村,全乡各村都可以带动起来。她熬了几个晚上,草拟了一份推广种植金银花的调研报告,送交乡党委。乡领导立即派人到河南、山东考察。
2008年5月,连云港康缘药业与李埝乡达成合作协议,以保价回收的模式,投资2000万元在李埝乡创建金银花为主的中药材种植加工基地。徐燕华牵头,李埝乡1名大学生村官合作,编出一本《金银花种植手册》分送给村民。五联村在内的李埝乡各村,尤其是11个经济薄弱村,飘散出了金银花的芬香。
徐燕华听说,五联村小学没有音乐教师,她想去给孩子们上音乐课,她原来的想法就是在城市里当一名音乐教师。徐燕华自费买来一架电子琴,孩子们很高兴,但教室里没有电源插座,没有办法用电子琴,她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教唱。小学院里还有一所村办幼儿园,幼儿园太简陋了´孩子只能围在一堆沙土旁玩耍。徐燕华最终联系到连云港市六一幼儿园,得到了玩具等价值3000元的物资捐赠。
李埝乡共有11名大学生村官,其中10名是共产党员,成立了大学生村官临时党支部,徐燕华被选为书记。临时党支部定期交流,分享彼此的内心感受。休息日,她们去爬山,组织乡文化站的晚会,或者农民卡拉OK大赛……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校园,也把城市文明的种子播撒到了乡村。
2009年,徐燕华出任李埝村党支部书记。李埝村有5600多人,比她原先在的五联村多了一倍。徐燕华满怀信心:“我已经和村干部商量好了,再用一年的时间,等我们村的基础建设完善了’打算在村驻地划分几个区,分别搞成黄牛交易区、花生等粮油交易区、草鸡交易区,这样不仅规范了市场,也可以吸引周边客户来买卖,这样会带动我们村整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女性》:引进金银花等项目的过程中,你有怎样的思考?
徐燕华:贫困村之所以穷,很重要的一点,就穷在封闭的思维方式上了。
我们五联村以种植为主;向来很传统,年年都是红山芋,两毛钱一斤,在地头就卖给人家了´卖不出价钱来。为什么不能发展一些特色品种呢?像我们乡的其他村,他们有种草莓的、种板栗的、种花卉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种?我建议村里的年轻人到外面跑跑,看看人家的市场。
其实是我们的思想没跟上,长辈们种了一辈子的地,却没有考虑接受新事物。我们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村官有自身优势,就该打破这种封闭。
在农村,我们有了一个规划,就有实现的可能,这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好像触摸到了现实的幸福
郭碧玉
为专业找到开花结果的土壤
郭碧玉,1984年出生,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专业。曾任盐城市射阳县四明镇新南村党支部副书记,兼任富民畜禽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现任射阳县大学生村官团总支书记、射阳县四明镇副镇长、新南村党支部书记。荣获盐城市“五四青年奖章”、“十大杰出青年”称号,被中组部、中宣部、团中央评选为“全国大学毕业生建功立业典型”。
郭碧玉说,人家都说我像韩红。她喜欢韩红,尤其喜欢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学校才艺比赛,郭碧玉把韩红的歌唱了个遍,她获得过南京高校文艺汇演“十大歌星”,还拿下“最佳人气奖”。
之所以报村官,郭碧玉慎重考虑过,当苏北志愿者的一年多,她看到国家给了农村那么多的政策,可是脱贫攻坚仍然艰辛,为什么?不就是农村缺乏人才吗?没有大学生愿意下乡,政策再好,谁来做实施的桥梁呢?
郭碧玉要做这样的桥梁。
当村官之前,郭碧玉当过一年苏北计划的志愿者,因此她到盐城市射阳县四明镇新南村,与其他从城市到农村的大学生不同,她可以把初入农村的不适应阶段跳过去,以—种务实的姿态进入乡村生活的实践中。
郭碧玉刚到新南村上任,就向村书记了解民情,还和镇领导探讨发展的途径。射阳河畔的新南村经济薄弱,地势低洼,汛期还曾被水淹过,不适合发展种植业。人均年收入不足1500元,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一亩,村里也想招商引资,可是屡屡失败。
郭碧玉想为新南村做些什么,又不知从何做起。镇领导说,先帮新南村做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吧。这是郭碧玉第一次撰写规划稿,找村书记和村干部商谈,向涉农专业人士咨询,还请同学帮忙查找资料,常常熬到半夜。郭碧玉交出的《新南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得到了村镇领导的肯定。
郭碧玉在规划书中计划着“养殖家禽”的愿景,她想通过养殖家禽为新南村打开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郭碧玉说:“我本身学的就是动物养殖专业,扬长避短嘛,我要把自己的专业特长用在最能发挥的地方。”
郭碧玉发现,新南村养鸡有点基础,如果能发展起来,会很有前途,就把养鸡当作一个重点,也当作一个起点。村里哪家都在房前屋后养几只鸡,可是要大批量地养鸡,很多村民有顾忌。郭碧玉想到了以点带面的办法,选择了两户作为试点。
郭碧玉负责鸡舍的规划、土地的协调与技术的保障,这两户有意愿的人家负责鸡舍的建设、苗鸡的采购与日常的喂养。
养鸡好像简单,其实不易。如何让鸡不生病,如何让鸡多下蛋,郭碧玉倾注了许多心血。她找出书本,继续钻研动物养殖专业的知识。她上网发邮件,向自己的老师——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请教,还在网上建立了“动物养殖QQ群”。’
村民养鸡有过教训,最怕的是鸡瘟,而生态养殖又不允许滥用药物。郭碧玉利用学到的专业知识,在鸡饲料中加入射阳特产大蒜头进行杀毒灭菌,这两户1.4万只鸡没发生鸡瘟,其他村民不得不服。郭碧玉把这个方法发到QQ群里,和所有养殖户“资源共享”。
这两户村民养殖的苗鸡当年产蛋,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其他村民按捺不住,也找郭碧玉,咨询怎样规模养鸡。郭碧玉想,一家—户的格局难以形成规模,能不能产业化饲养?她向村镇领导汇报,申请成立一个养鸡合作社。驻村的扶贫工作队也觉得郭碧玉的想法可行。
2008年8月,新南富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有育雏室、防疫站等等,郭碧玉担任合作社党支部书记,以合作社形式扶持村民养鸡。她再一次请到了母校南京农业大学的老师。教授们到了新南村,仔细勘察养鸡户的养殖环境,包括鸡舍设计和饲养饲料,还在镇里组织了一个家禽养殖的讲座。各村的养殖户代表逐渐懂得了科学饲养。
当初,郭碧玉的理想是打造生态鸡品牌,她筹划采取土地合作经营的方法,建一座占地120亩、拥有50幢鸡舍、存栏超过10万只的大型养殖基地,使现代化的养鸡业真正成为振兴新南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如今新南村的养鸡规模已经突破1(历羽,去年全村单靠养鸡就收入120多万元。郭碧玉也被村民推选为四明镇副镇长、新南村党支部书记。
新南村虽然偏僻,但绝不封闭。郭碧玉为新南村制作了漂亮的网页,淡绿底色也带给城市人关于乡村生活方式的诗意期待。网页设立了新南概况、新南新闻、新南党建、农技快递、供求信息等栏目。<感恩在线 www.ganen360.cn>郭碧玉说,农村和城市一样,也会走向属于它的网络时代。
张天然
学会创造性地适应社会
张天然1984年出生,毕业于常州工学院外贸英语专业。2007年到江苏省铜山县单集镇洪楼村任村党支部副书记,2008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当选江苏省第十届青联委员,获得“中国首届优秀大学生村官”称号。200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主持召开大学生村官代表座谈会,听了张天然的情况汇报后,称赞她:“天然书记志存高远!”
蒙蒙细雨中,张天然给我们带路,去看洪楼村的黄瓜制种基地。瓜棚里,一根根水泥桩依次排列,桩与桩之间是绿枝冒芽的黄瓜苗。旁边的告示牌上写着“项目责任人:张天然”。其实,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26岁的张天然,也是洪楼村的责任人。
2006年,洪楼村被省里列为经济薄弱村。2007年7月,张天然分到洪楼村当党支部副书记。在当时的洪楼村前任村党支部书记周伯峰的支持下,张天然通过互联网联系到种子公司,引进黄瓜制种。这种黄瓜非常娇嫩,需要一个一个授花粉,旁边的玉米地打农药都要注意风向,不能刮到黄瓜地里。
种子公司派人来指导,村干部挨家挨户谈,有的村民不愿意,说一亩地能收六千块钱不可能。张天然去那几户人家“磨”。一位村民说:“这,J、、f头到我家跑了多少趟,大爷长大爷短地叫,我就同意种了。”他就种了一亩地,收了138斤种子,按45块钱一斤算,卖了7000多块钱,高兴了o其他村民看到实惠,有了积极性,觉得张天然能办事。
2008年5月,周伯峰调任到其它村,张天然接任党支部书记。从跟书记后面跑,到自己拿主意,当一个村的主心骨。
不久,到了麦子抢收的季节,她拿着抄好的天气预报一家—户地催促。
麦收的那些日子,张天然和镇村干部一起,忙在麦田里。困了累了´就在麦堆上躺一会儿。张天然说,在一个不是生你养你的村当支部书记,是容易遭到村民排斥的,谁也不可能希望一个小孩来当领导吧。我只能用我的行动证明给他们看。后来村民跟我说,你确实太敬业了。田里的麦子,一颗也不是你的,你是在帮助我们,纯粹想让我们好。
意外的是,张天然学的外贸英语专业在一个经济薄弱的中国村庄也发挥了作用。一家德国投资商来镇里考察,相关的投资资料都是用英语写的。书记镇长急得到处找翻译,英语都看不懂怎么跟人家谈,后来找到张天然。张天然流利的英语帮了村里的大忙,对方有了投资的意向。
以后又有韩国、印度投资商来,张天然现场的翻译水平让对方非常吃惊。他们没想到在中国偏僻的村庄,年轻人会这样流利地讲英语……
我们关注的,不只是她作为洪楼村的责任人已经做的,或者正在做的项目,还有她在做这些事时经历了哪些,又有着怎样的成长历程。
周琳
生活注定与村庄相连
周琳1984年出生,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毕业。曾任江苏省铜山县利国镇西李村主任助理,现任铜山县利国镇党委委员、西李村党支部书记。被公推公选为铜山镇副科级干部,通过“双推双考”被任命为镇党委委员。
周琳的家在徐州市,是家里的独生女。说到乡下的印象,她还是个小女孩时,跟着父母到姑奶奶家,只记得那时油菜花开得茂盛,一大片一大片的,特别灿烂。
油菜花的印象,让周琳对农村有一种憧憬。周琳任职的西李村没有油菜花,那里是利国镇最偏远的一个村。人均七分地,多为贫瘠山地。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人多地少,农民收入—直处于较低水平。
利国镇只有一个经济薄弱村,也就只有周琳一个大学生村官。周琳骑自行车早出晚归,独自住在镇里的晚上很孤独。
一次,市场卖黑木耳的摊子引起了周琳的注意,她开始研究反季节黑木耳的种植。周琳说:“我来西李村以前,村民多种双孢菇,保质期不长,采摘后两三天卖不出去就发黑,不能吃了只能丢掉。黑木耳不一样,鲜的卖不掉,可以晒干卖。我拉着书记到丰县的种植基地考察,这种黑木耳种植成本低,也就是锯末、玉米芯、棉籽壳等废弃料装进塑料袋作为培养基,技术容易掌握,场地要求也不高。我们联系食用菌公司,买进菌种,建黑木耳大棚,村民可以承包,菌种配料以前当垃圾或当柴禾烧的,变废为宝了,”
黑木耳大棚能带动贫困户吗?周琳申请了县大学生村官创业基金三万元,用于承包大棚,反聘贫困户到大棚打工。她在村里找了三十个贫困户,每家出一个人,到大棚里学技术。进料、装袋、接种、管理,全过程参加,还给报酬。第二年申请扶贫基金,村民可以建大棚,自己独立操作。 周琳说:“扶贫更要扶志,扶志就是让贫困户学到脱贫的本领。把扶贫的钱直接发给贫困户,不如教给他们本领。如果贫困户真能承包大棚了´也就脱贫了。引进的袋装黑木耳,一年一个棚最起码收入三万块左右。传统种植小麦玉米,一亩地最多收入六百块,还是收成好的时候。三万元与六百元相比,附加值增加多少啊。”
周琳兼任西李村妇联主任,她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留守妇女。西李村很多青壮年到城市打工了´家里留下妇女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和老人。周琳跟她们聊天,问她们能不能忙碌起来,用自身的劳动增加家庭的收入。妇女们说:“有老公在外挣钱就行了´再说除了做家务,我们能学什么?能做什么?” 周琳却把这些妇女的事放在了已上。有一次,她参加市团校的农村知识培训,对团校的校长说:“我们村是经济薄弱村,村民想致富但是没有技能,尤其是在家的妇女,你们能不能帮帮?”团校的校长很支持,答应去村里培训。
周琳说:“那天市团校的老师们到村里,妇女们高兴极了。一辆大货车上装的都是传授技能的设备,卸下了蒸笼、烤箱,老师现场演示做面点。我们那里以面食为主,妇女摊饼、蒸馒头还可以,做饼干、蛋糕之类的面点就不会了。对老师教的面点制作,妇女们连声叫绝。她们掌握了做面点的技术,有的做给家里人吃,有的到街上摆摊。还有草编工艺,用茅草和玉米皮编成筐、拖鞋和手工艺品,妇女们学得很有兴致,不光消遣,还可以联系草编的外加工业务,妇女们多了一条挣钱的路子。”
当初村里人并没把周琳放在眼里,很快,她就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任。西李村远离城镇,有湖水、木船、滩涂,一派漫有污染的纯粹风光。但是坎坷不平的泥土路、绵延半塌的卵石墙、门洞黢黑的茅草屋,没有人愿意来投资。
如何开发村里的旅游资源?周琳想过无数次,又无数次地迷茫。周琳给徐州市委书记写了封信,她说:“我们村很穷,但也很美,想请专家帮着规划,可我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村干部更不敢去找,我就写了这封信。”
也许是80后的平等意识,给了周琳与市委书记真诚交流的勇气。市委书记在周琳的信上做出了批示。很陕,市里在西李村召开了一个现场办公会,农业局、林业局、旅游局、扶贫办等部门派人去调研,制定了一份针对西李村的规划。林业局提出实现绿化的计划,旅游局帮村里设计生态旅游开发,规划局也在制定经济发展总体思路等等。
小村庄的美好蓝图正在描绘。
《中国女性》:与周琳一起工作的过程中,你会有哪些特别的感受?

孙文国:我1989年就在村里当会计,包干以后,村民种自家的地,产业结构调整很难,我们也想带领群众改变,就是没法子。小周主任比我们脑子好使,虽然社会经验不足,但文化程度“撂”在那里了´她出点子,我们出力气,配合着干。
《中国女性》:在村里,感觉最难办的事是什么?
周琳:就是转变村民的观念。村民是朴实的,也是保守的,他们世世代代在穷乡僻壤,能吃饱就行了´只愿意种庄稼,不想多费神多出力。
为什么我们村9个山头都光秃秃的?以前村民想不开,叫他们在山上种树,他们都不愿意。他们说,种树有什么好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不如种个白芋,种个花生,能吃到嘴里,还能有些收成。我们村山头这么多,如果不种树,就是靠微山湖,开发旅游也不行啊,鼓励种树也是给未来的旅游打下基础。其实农户种树只要出很少的钱,树苗是镇里协调的,村里补助一部分,即便这样,调动村民的积极性还是难。
《中国女性》:三年任期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周琳:如果三年内能完成预定的规划,三年后就到别的岗位去,可能要回到城市里考公务员;如果能做到的事没做完,还会续签合同。也就是说,达到目标会去做其他的事,达不到就会留下来。我今后的人生之路,注定与西李村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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